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四）
徐亮工
年，六十九岁。
本年“文革”开始，先生在川大及历史系受到严厉批判。
1月4日下午，先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海瑞罢官》不是好戏，但对海瑞应一分为二加以肯定”的发言：
吴晗的自我批评，对剧本的错误有所认识，他承认是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我认为这样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地方吴晗是为自己辩护，如说写剧本目的是不明确的，糊涂的。吴晗把他有关海瑞列了个时间表，意在说明与单干风等无关。我看，也可以说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和剧本引导出单干风来。
《海瑞罢官》这出戏和评价海瑞这个人要分开来才好谈，不然容易混淆。
《海瑞罢官》不是好戏，把海瑞写得很高大叫人们学习，也歪曲了海瑞。这出戏的现实意义就是成为年歪风邪气的导火线。
海瑞当官首先看到的是虚粮多，徭役重，人民大量逃亡。他针对当时的积弊，丈量土地，核实田粮，减轻徭役，统一征银，由官府雇人当差。这是一个改良的措施，也就是当时江南部分地区所施行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使人民减轻了一些负担，使官僚地主加重了负担，使生产关系得到部分调整，这对封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对人民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改良主义也不能估计过高，万历时代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有些地区力役依然存在，而统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加派（即辽饷之外又加练饷、剿饷），人民负担比过去更加沉重，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总是严酷的。
秦汉以后地主政治，地主贪心是不易满足的，他们总是想由地主转化为领主，如六朝时代的大姓或部曲将领，他们都是变相的领主。唐宋以来大官僚地主的庄园和明代乡官拥有广大土地和豪奴（其中有许多是投献的），他们都是带有领主性质的地主，是从地主到领主的一种倒退（大邑地主庄园就是军阀、地主、袍哥等的混合体，具有领主性质）。海瑞打击乡官使历史不致倒退，这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应肯定的。
海瑞是唯心主义者，他为封建政治服务，不可能解放农民，他能做什么呢？但是，他对当时封建王朝忠心耿耿，也做了一些事，而且不为自己；对于这些事只要对当时国家统一、生产发展、文化提高有一点一滴的作用，我们也应当一分为二加以肯定。譬如，封建官吏奉王朝命到边彊执行统治阶级的政令，搞得很好，现在那些地方成为我们今天版图的一部分，不至变色，比贪官污吏在边疆惹事生非搞得很糟，引起边境纠纷总要好吧！
封建社会总是要由统一趋向分散——封建割据，海瑞打击豪强，维护了封建的统一性，这就应当肯定他的进步作用。他采用了一条鞭法促进了江南经济的繁荣，他修治吴淞河、白茆河，成效虽然不大，但只要是促进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就应当肯定。
海瑞与徐阶的斗争，吴晗说是一种改良主义，方求说是统治阶级内部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我认为这两个提法都不确切。这应是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对不合封建理想的斗争，既不是改良，更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而是为封建政治的殉道斗争。海瑞可能因为这种斗争而杀身的，他仅仅罢了官，这应是他的幸运。
（原文载年1月8日《人民川大》第期）
（编者注：该期《人民川大》上还刊载了陈世松“对海瑞应从根本上否定”、缪钺“论所谓‘清官’、‘好官’——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中的错误论点”、蒙文通“我对海瑞一些作为的看法”、杨明照“海瑞绝不是处处事事为人民设想”及陈志宪“海瑞是明代中叶的好官”等五篇发言。）
4月10日，《人民日报》为贯彻“二月提纲”精神，发表“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一文，关于《海瑞罢官》的学术讨论被转入政治运动的轨道。
4月14日至15日，川大文科举行青年教师座谈会，先生开始受到批判。本月19日下午，川大党委召开党员和部分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号召“粉碎吴晗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先生开始受到批判。5月15日《人民川大》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徐记海瑞和吴记海瑞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僵尸”及“不许徐中舒为反动的‘清官论’辩护”两文。5月17日《人民川大》期又以两版的篇幅刊登“剥开资产阶级‘权威’的画皮”、“‘天地君亲师’之类绝不能继承”和“徐中舒的‘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三文，通栏标题为“徐中舒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思想必须批判”。
5月19日、20日、21日下午，川大连续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严肃批判历史系主任、教授徐中舒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思想”，“大会结束前，党委丁耿林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指出：徐中舒在课堂上讲的，文章中写的，以及日常生活中散布的错误、反动的观点还很多，今后要继续进行批判。”（引自《人民川大》期）
5月21日傍晚，上千群众带着大字报来到先生家，将先生家贴满大字报，并将先生揪到家门口台阶上。当时先生因几日连续被批斗，腹股沟斜疝复发正卧床休息，这时已无法站立，批斗的人们遂将先生家吃饭用的方桌抬出，上面放一张凳子，先生坐在上面接受批斗约4个小时，至夜11时许人群方散去。
5月26日《人民川大》期用6个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对先生进行批判。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从此，先生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及为吴晗辩护、宣扬“清官总比贪官好”等反动论点的罪名在川大受到严厉批判，先生历年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也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批判逐步升级。先生是在四川大学（乃至成都高等院校）里被批判的第一位学者。（编者注：据“文革”中川大某君贴出的大字报披露，川大党委批判先生乃是奉当时中共西南局之指示，以此将“文革”引入学术批判的轨道。川大的大会批判仅为开头，下一步拟在《四川日报》上作点名批判，以带动全省运动的开展。后因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而被迫作罢。）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
6月4日下午，川大党委决定全校暂时停课一周，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委指出，徐中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必须进一步批判。”（引自6月8日《人民川大》期）先生以超然的态度对待批判，并多次对儿子讲“历史是后人写的。”（据徐安石先生回忆。）
8月，先生被勒令交出所谓多占用的房屋。“一九六六年八月群众要我退让超过标准的房屋。当时我因为书籍过多实际上有困难，当即向我系表示愿将我的书籍捐献与我校，以解决我腾让房屋的困难。到八月底即由我系红卫兵监改组、我系办公室易知先和我校房产科苟文熙科长三方面会同来我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我说：‘你的书籍学校不要。你儿子徐可南要迁出校外，他住的房屋要完全腾空。你的书籍由你自己封存保管。你只能使用住房两间和厨房一间。’我遵照这个决定当时即将徐可南住房让出，其余除住用外即暂时封存不动。”（引自先生年4月5日《给川大革命委员会的请求》，以下简称“68年《请求》”）
年，七十岁。
“文革”中，先生在川大继续受冲击和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我系教师某某某（编者注：此处姑隐其名。此人当时对先生在政治和经济上多有逼迫之事，而“文革”结束后则多次向先生承认当年之错误，先生终以宽以待人之心予以原谅。）以造反名义迁入我的居处，占用徐可南原住房屋一间、下房一间和我堆置书籍的书房一间。当时我书房里的书籍并未挪动，即由某某某负责保管，直到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某某某又自行将这里面的（书籍）搬至走道中及走廊下。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房产科又通知我，要我让出正房一间和偏房一间。我因书籍堆积已极零乱，不易搬动，曾写一书面请求，请求交与负责房屋方面的周世武同学，愿将我的书籍交与学校，又未蒙接收。这时我的儿子徐今立从重庆来，才帮我将这些零乱书籍整理了一下，一面堆置阁楼上，一面安排在走廊和走道的隙地上，才得到解决。”（以上两段均引自“68年《请求》”）
6月至7月间，陈寅恪先生向回家探视母病的长女陈流求询问四川老友在“文革”中的景况，特别询问了先生及吴宓先生的情况。（据陈流求女士年3月14日回忆。编者注：当时陈流求女士已在成都工作。参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本年条。）
年，七十一岁。
“文革”仍在继续，先生继续受到批判。另外把先生赶到川大校外去住的“群众呼声”越来越强烈，先生为此受到极大的压力。为了保存好花了几十年心血集聚起来的书籍，先生可谓是绞尽脑汁。从先生年7月31日所写的一份“揭发任乃强向我借钱的情况及检讨我自己的错误”的材料中可见先生当时之窘况：
任乃强原是川大历史系教师，我和他是多年的同事。解放前任在西康工作，对于西南民族和西南历史地理甚为熟悉，因为业务关系，我和他比较接近。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成为批斗的对象。群众因为我占用住房过多，成为特殊阶层，要求我从原住处迁至他处。我因历年购存书籍堆在几间屋内，无论迁至何处都存放不下，因而我就找到任乃强，希望把我的书籍暂时存放他家，请他照管一下，这样搬家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见任后才了解他的住屋大部分都租给人家住了，只有楼上是空的，也容纳不下我的书籍。这时我就请他为我租赁几间住屋，他认为当时租房子困难得很，买或者可以办得到。同时，他又说买还不如自己修建，租用公地自行修建，这是政府解决人民住宅的政策。这时我就托他代我筹画一下，只要能解决搬家问题，租、买、建都可以。其实在当时租、买、建都是行不通的。我不倚靠组织，还是想用私人力量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过了几天我到任处探询房屋消息，任就介绍我见了某某，时间是在67年11月中，日期我记不清楚了，会见的地点是在任的家中。后来任告诉我某某是被某某某整过的，现在平反了，他和八·二六头头们很熟，他可以把你的情况向他们反应（映）的。
68年春节中我校总务处下令要我迁至民主路七号宿舍，指定的房屋很少，当然容纳不下我的书籍，因此我就到任处请他转请某某，将我的书籍过多的情况如实向八·二六头头反应（映），请我校接收我的书籍以解决我搬家的实际困难。同时我又告诉任，如果我校不解决我的书籍问题，我是否可以越级向省革筹作出同样的请求（即由公家接收我的书籍），某某能不能帮助我？过了几天某某因来川大之便就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你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你校群工部副部长某某或群工部成员某某某，至于省革筹方面我也可以介绍你到政工组去谈。某某这次来我家约在68年1月中，时期也记不起来了。我当时私心杂念太重，既然口里说要把多年积累的书籍交出，心里却是舍不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被孤立被管制，不许乱说乱动的，我只想依靠某某走上层路线来解决搬家问题，又不愿自己抛头露面，结果我既未找某某（副部长）和某某某，也未去找省革筹政工组。
就在这个时刻，任乃强向我借钱，说有急需，周转几个月就归还。这时任要为某某筹款买纸办刊物，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正面拒绝，怕得罪了某某，反而把搬家的问题弄得更糟。因此，我就对任说钱只能借给你，钱交给你由你负责归还，某某买纸办刊物的事，我不便过问。事情就这样决定了。68年1月20日我交给任三百元，任说三百元不够，要多帮点忙，过了两天在1月23日我又交给了他三百元，任当时写了两张借条，说明68年年内归还。
以上就是任乃强介绍我认识某某以及他向我借钱的经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书籍过多迁动不易，在我迁至民主路七号以前，在原屋我已调整紧缩迁动四次，迄至68年4月间我系革委会才决定代管我的书籍存放于文史楼三楼上，这时我才明白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的书籍问题解决之后，我就顺利地迁到民主路居住了。
现在我知道某某是反革命组织三老会一个头头，他要办刊物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任乃强上了贼船，我也为他们提供了反革命的经济基础。这就说明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上我由于自己的私心杂念重，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以致不自觉地堕入他们的圈套，犯了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罪恶，这是值得我永远记取的沉重教训。
由于我的觉悟很低，以上仅将事实经过情况如实反映，我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希予教育帮助。
先生为了保护这批书籍，四处奔走，竟又背上了为反革命组织提供经费的罪名，在3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再一次受到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房产科又通知我，要我迁至校外居住。我因书籍分量多，实际上困难太大，又一次给我校革委会写了一份请求，愿将我的书籍交出，请求接收（革委会办公室要我交与总务处由李世文科长收下），房产科当时因为书籍问题一时不能解决，当时要我让出厨房北边偏房一间，暂告解决。”（引自68年“请求”）
4月5日，“今天我校总务处又来人催我搬到壁还村居住。我因此不得不再行请求我校革命委员会俯准我的请求，接收我的书籍，以便减轻我的负担，也使我可以早日搬家。”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势下写出的“报告”仍能看到先生对自己一生从事的工作及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拳拳之心，“我因占用过多房屋，侵占了群众利益，群众对我不断提出让房的意见，都是应当的。我应当接受群众意见，早日迁出校外，以满足群众的要求。但是我的书籍过多，实际上已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处理的了。原因是：（1）指定我搬去的房屋实在容纳不下这些书籍，更不说还要住人；（2）这些书籍是我们祖先和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这中间也有许多是批判的对象，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我更不应当把这个沉重包袱带到校外去；（3）我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贯的理头在书本中，重史料轻政治，就是我绝大的错误，把这些书籍交出也表示我要改造的决心；（4）我的五个儿子现在都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学文科的，他们都不需要这些书籍，我更无保留这些书籍的必要。根据上述理由，我请求把这些书籍交与我校是出自我衷心的愿望，并不是借书籍问题与群众对抗。”“我所购存的书籍对我所研究的学科（古文字学和古代史）都是比较合用的，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有些书籍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积累既不容易，散失更觉可惜。我已年老力衰，自己既没有精力阅读这许多书籍，也没有精力整理编目妥为保管。我一向只感觉到这些书籍，我只有保管的责任而没有处分的权利。从运动开始以来，我未疏散变卖任何一本书籍，这些书籍不解决，对我就是一件非常沉重的负担。”（引自68年“请求”）该“报告”上交后，川大革委会经研究终于同意由历史系接收并代管先生的这批书籍。
4月中旬，历史系派吴天墀、成恩元、伍仕谦等先生（时均为“革命对象”）来先生家协助清理书籍，并将其装箱后运至文史楼三楼历史系博物馆的库房存放，共运了5板车（四川俗称“架架车”），历时20余天。
5月中旬，先生被迫从居住了10年的四川大学铮园2号迁至成都市民主路7号川大员工宿舍壁还村（国民党时代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的公馆，离校约两千米左右）的门房内（约20平方米左右）居住。
7月31日，老友蒙文通先生逝世。先生与蒙先生相交30余年，学术上多有切磋，生活上亦多互相关照。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每逢春秋之季，先生常与蒙先生、冯汉骥先生等一同带上几个学生到青羊宫、杜甫草堂及望江公园踏青看花，讨论学术，并轮流作东品茗便宴；60年代，先生又常应蒙先生之邀，携夫人一同到蒙先生家附近的望江剧场及锦江剧场观看川剧折子戏。今老友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辞世，先生闻讯后悲痛不已，一人在家独自落泪。（据徐可南先生回忆。）
10月10日夜，先生因腹股沟斜疝发生嵌顿，医院外科8病室，经医生抢救于次日凌晨嵌顿解除，先生随即出院回家。
10月下旬，先生被集中关押在川大“牛棚”（第一教学楼）里，不准回家，不准走出大楼，不准与人随便见面，进行所谓“集中审查交待”，写交待材料近4个月，至第二年春节前才允许回家。
本年下半年，先生工资及存款被冻结，每月仅发给先生夫妇两人生活费30元。
年，七十二岁。
本年，先生在川大继续受到批判。
2月，先生从“牛棚”放回家，但仍每天都要到学校参加批判学习及劳动。先生本年交出的“我的改造计划”如是说：“我在群众大军专政下，首先要接受劳动改造。但我患严重的疝气病，左右两沟股都有疝气，不用疝气带捆扎很紧，连行路都不可能。就是捆扎得很紧，小肠还是经常突出，长久不能复原，有时就形成小肠嵌顿（或称肠梗阻），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症状，必须施行手术，如果嵌顿时间过长，小肠溃烂，就要成为腹膜炎，这就是不治之症。过去我曾两次形成肠嵌顿症状，都拖了两天两夜才逐渐恢复原状，而第二次还是在动手术的前夕平复的，才没有动手术。医生嘱我要‘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再发生嵌顿现象。’因此，在劳动安排中我都是请假休息。我非常惭愧，在这一点上我就没有符合专政大军的要求。”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先生对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仍矢志不渝，在这份“改造计划”中先生写到：“我是一个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民族存在的标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暂被人欺负，甚至灭亡，连文化教育也随之灭亡，那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将永沉海底，永世不能翻身；我从事文化教育，把工作做好，守先待后，这也是救国之道，也就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年，七十三岁。
本年初，工、军宣队入校，学校各系一律实行军事编制。
3月，历史系教师到崇庆县白头军垦农场劳动改造，先生因年迈而被分配去守麦田赶麻雀。5月20日小春收割后，全体教师返校。（据罗世烈先生回忆。）
6月，先生又随历史系教师到广元市东坝军垦农场劳动改造。9月底先生被批准回家取冬衣，10月7日返回农场。（参见先生年10月16日家信。）
11月历史系教师全体返校，在学校集中住宿办学习班，进行清理“五一六分子”运动，先生因年龄太大而被批准回家居住，每日上、下午均需步行到校参加学习。
年，七十四岁。
1月22日，先生因不断受刺激，导致突发心因性精神病，入川医附院神经精神科住院治疗。2月2日，先生病情好转，出院回家继续服药治疗。
春节后，先生每日上、下午均要步行到校参加学习班的运动学习。该学习班一直到本年11月传达林彪事件后才结束。
4月初，先生夫人江聪出现右臂疼痛，影响至食道吞咽困难。先医院、医院检査，未能查出病因。6月初，医院作吞钡透视检査后确诊为食道癌晚期。
5月初，先生工资及存款解冻。
7月20日，先生向历史系革委会交出一份报告：
“我自今年春节患精神病后，精神体力均大为衰退。虽服冬眠灵等安眠药片，仍经常失眠。现在领导上给我每日大半日休息，但我还是难以支持下去。原因是：
一、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原患双沟股滑疝行动维艰，最近一段时间身体衰退更为显著，眼力昏花，记忆力更差，医生检验结果也只能认为年已老大，血压偏高，精神体力的不支，完全是自然现象。
二、六月初我的爱人江聪患食道癌病，经透视证明所患在食道上中部，由胸部专家断定，不能用手术切除根治，这在我思想上又增加一个沉重负担，这也是我失眠的另一原因。
根据上述情况，我的初步想法是我的目前环境如能改变一下，对于我的病情可能有一些帮助。即我过去曾作过一些书本工作，也有加以整理和结束的必要，如能在工作方面转移这方面来，我相信对于我的病也是有好处的。关于工作方面另行拟定见附件。上述这些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目前极端困难下，我只有据实反应情况请求领导给予考虑。
附件我的工作计划
根据我过去所作的工作，大约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古文字学
1、甲骨和金文的研究
附齐叔弓镈考，镈为齐晏弱所作器，晏弱原为宋贵族而仕于齐，曾为齐灵公灭了莱国；
2、古文字学研究，主要是对于文字形体学的研究，从甲金文至隶楷推求文字形体的衍变；从偏旁相从诸字推寻文字创制的本义。
二、古文献方面
1、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2、战国策校注；
3、有关战国策诸问题。如赵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完全是战国策士模拟商君书之作；
4、诗经研究。如诗经三百篇原是鲁国乐师歌诗的底本，二南为西周末年诸侯之师戍守南国的歌诗等；
5、楚词研究。
三、古代史与民族方面
1、殷商社会与西周社会有那些不同之处；
2、古代苑囿为田猎与域养禽兽的场所，与后来马牛羊的畜牧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也是古代东方与西方在畜养禽兽方法的差异；
3、巴蜀文化三论。论汉武帝伐西南夷对古代西南民族迁徙的关系。如叔向之后迁于巴蜀，有汉书扬雄传与樊敏碑为证。
四、删改我过去所写的论文。
以上工作我很想在我晚年能够加以整理和结束，估计已不是我的精力所能全部完成的了。我过去在以上各方面曾费了一番心力，总想把这些经历和意见及时交给年青的一代去完成这些工作，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
该“报告”交出后立即受到严厉的批判，先生被迫于8月10日写出一份“检査”：
“我自从今年春节患心因性精神病后，幸得组织上关怀照顾，医院，得以迅速治愈。其后失眠情况逐渐加重，只得遵从医嘱，服冬眠灵药片，逐渐形成离开冬眠灵就不能睡眠的习惯。谢忠樑同志对我很关心，他屡次告诫我，要我每日服够冬眠灵六片，但是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我的想法是：睡眠是人体休息的自然需要，那能全凭药物主宰？如果每日离不开六片冬眠灵，这不成了另一种鸦片烟瘾了吗？因此我只除睡眠前服用两片冬眠灵外，其他时间就坚持不服，但失眠的情况也跟着加重。从前不服冬眠灵不能睡眠，现在服冬眠灵仍然不能睡眠。现在我睡在枕上即觉头脑内部跳动，不能安枕，坐起走动，即觉坐立不安；拿笔写字，即觉心怯手战。因此，我对自己就非常悲观失望，自觉余年有限，写作时间无多，因而脱离了政治，强调了业务，于七月二十日写成报告，作出极端错误的请求。这正说明了我重业务轻政治的顽固性。我过去的业务和所写的论文，现在正是批判的对象，是要清除毒素的问题，那有什么整理和结束的需要？对这方面我应当作深刻的检查。在上周休息中，我不但不能重温旧业，因为失眠也不能休息，最后只得改服另一种安眠药才能睡眠。因此我决定立即回校参加学习，因为我现在还是离不开安眠药才能睡眠，失眠情况还未消除，仍请领导考虑暂保留半日休假，使我能逐渐巩固下来。”
8月，先生因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无法坚持到学校参加运动，病休在家。
“事件”。年底开始批判林彪陈伯达及整风运动。
年，七十五岁。
本年初，先生仍在家中病休。因先生夫人病重，已无法操持家务，遂请川大一工人师傅的爱人徐大嫂每日白天来先生家中帮助料理。
3月24日，先生的夫人江聪因病不治去世，享年72岁。
4月，先生由民主路7号（壁还村）迁回川大校内铮园甲幢居住，该住房面积与壁还村住处差不多（不到30平方米），先生唯一留在成都工作的儿子徐可南夫妇自66年被赶岀川大后，现仍无法与先生同住一处。先生的生活不能自理，午饭只能仍请徐大嫂在自己家里做好，用饭盒送到先生处。傍晚先生的儿子媳妇下班后分别从外东狮子山省农科院和川医附院赶回先生处起火做饭，与先生一起吃罢晚饭，待先生睡下后方回川医附院宿舍。先生一人独居长达7年之久。7年中，先生的好友卢剑波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到先生家里陪先生聊天，使先生不致太寂寞。当时先生的邻居韩世隆夫妇也给了先生不少的帮助。
本年春夏之交，陈寅恪先生的长女陈流求女士到川大看望先生，并告之陈寅恪先生于3年前去世的消息。先生闻之悲痛不已。（据陈流求女士年3月14日及徐可南先生的回忆。）
年，七十六岁。
5月，应四川省博物馆的邀请，先生步行到省博鉴别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古巴国遗物。并顺便看望病中的老友冯汉骥先生。
年，七十七岁。
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本年撰述：
10月，在《文物》第5期上发表“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编者注：这是先生自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以来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年，七十八岁。
4月12日，川大党委宣传部召开会议，希望老先生们能为川大学报写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先生岀席了会议，回家后即开始翻检资料，准备写作。
6月7日，先生步行到四川省博物馆看望生病的老友冯汉骥先生。11月21日再次步行到省博看望冯先生。
11月2日，先生在家人的劝说和陪同下，到星桥电影院观看电影《第二个春天》。
本年收到表侄宋桓（先生二姨的孙子）从日本托人辗转赠送的日本学者岛邦男的著作《殷墟卜辞综类》一书。先生因搬家后书籍大多放置在历史系楼上，不能取回，故常感无书之苦恼。得此书后，即用该书材料写成“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
本年撰述：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本年第4期。（编者注：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学报编辑在发表时对本文作了一些改动，如加上了“以备对反动的孔孟之道深入批判的参考”及将“孔丘”改为“孔老二”之类）。
年，七十九岁。
本年初，先生撰“孔子作春秋辨”。上半年，先生撰文寄给北京《考古学报》编辑部。8月6日，夏鼐先生致先生函，谈该文的发表事宜。（编者注：以上两文终未发表，具体原因不清。据先生本年7月8日家信，交《考古学报》文应为“苏秦史迹新证”。）
6月20日，成都发岀地震预报，要求市民自建防震棚居住。先生亦搬到屋外的防震棚中。6月下旬，先生患肺炎，在家由二儿媳妇注射青、链霉素进行治疗，7月上旬好转，8月初又复发，8月5日至11日，医院外科7病室住院治疗。
9月12日至19日，先生再次因病（疝气导致小肠嵌顿）医院外科3病室住院治疗。
10月中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
11月23日，为表侄储祖贻（先生小舅父之外孙）题诗：
“题祖贻忆亲影册
郎君绩学富文章，为忆慈亲细端详；
人世终当存节义，留传影册尽辉光！”
（编者注：这是先生一生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首诗。）
年，八十岁。
3月7日，老友冯汉骥先生久病不治，在医院去世。先生悲痛不已，参加冯汉骥先生的追悼会并致悼词。
上半年，先生到省博物馆考察本年在荥经县古城坪清理发掘的三座秦汉土坑墓的出土文物。
4月，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战线》杂志主编马曜先生来访并约稿。先生从去年10月四人邦被粉碎后，即开始了紧张的科研和写作。7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先生谈到他的现状非常好，“几乎赶得上文化大革命以前”。
8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8月27日，因急发大叶性肺炎医院内科3病室住院治疗。9月7日，病情刚有好转，先生便坚持出院，他对家人说，“我被耽误了这么多年，现在时间有限，工作这样多，我得抓紧才行啊。”
9月30日，先生在家人劝说下到省政协礼堂观看电影《林则徐》和《烈火中永生》。
10月4日，历史系领导来先生家中，请先生培养研究生，先生欣然应允。
11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发出本年招收研究生的具体办法。
本年底，工宣队从高等院校撤走。
本年撰述：
“古井杂谈”，《井盐史通讯》（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编）本年第1期，又载《四川大学学报》本年第3期，略有修改；
“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思想战线》本年第4期，又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年8月版。
年，八十一岁。
2月20日，先生离蓉，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3日，在本次会议预备会议上先生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并列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3月13日，先生返回成都。在这次会上和会后，先生见到了不少经历了“文革”劫难的老朋友，并专程到中央民族学院看望老友闻宥先生。
5月，开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批古文字学硕士研究生。7月先生亲自主持研究生招生复试。先生同时接受高教部委托，在川大举办先秦史进修班，面对全国高校招收中青年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该班学员有：东北师大历史系詹子庆、青海师院历史系张广志、南充师院历史系姚政、开封师院历史系赵世超、庆阳师专政史系李仲立、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光荣、西北大学历史系刘宝才等共11个院校11位进修教师。进修班讲授一年，该班学员回到自己单位后都成了本单位的学术骨干。
6月，四川大学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患病致死的历史系教授蒙文通先生举行追悼会，先生不顾大家劝阻，坚持参加了老友的追悼会。
7月21日，先生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并导致败血症入川医附院内科1病室住院治疗。先生在住院期间仍不能忘记工作，多次带信让系里的同志到病房来商谈研究生及进修班的工作安排，并在病床上与伍仕谦先生商量合作写成了“中山三器释文及宫堂图说明”一文。先生当时一边输着液，一边口述文章纲目，伍先生回家写成初稿后又带到病床边与先生研讨，再带回家修改，三易其稿始成（据伍仕谦先生回忆）。先生对自己的病情极为乐观，常说“人体内自有毒素产生，医院大清理一番，即又可健康如故。”
10月2日晚，先生应邀出席四川省委、省革委在成都锦江宾馆先生为欢迎尼泊尔首相比斯塔的宴会。（编者注：川大受到邀请的只有先生一位）
10月，先生在“文革”后重新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古文字学研究生入学，首批古文字学研究生录取五名：陈复澄、彭裕商、王辉、方述鑫、黄奇逸，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委托，代培两名古文字学研究生：王培真、林小安。
11月9日，川大举行科学讨论会，先生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11月，中国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以长春举行，先生因工作太忙，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先生当选为学会理事。
本年，先生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
本年，先生为陈寅恪先生手稿发还事多次致函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并委托徐贤恭先生在中山大学代为查询。（参见徐贤恭先生年6月18日致先生函及陈美延女士年2月26日致先生函）
本年中，年被划为极右派、年被判刑劳改川大经济系55级学生李盛照从报纸上获知先生当选并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消息后，冒着危险从芦山苗溪茶厂给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为其被迫害事呼吁。先生为其20余年来惨遭迫害的经历所动，奋起为其平反事多方奔走呼号，并邀约原川大校长、时任民盟四川省主委的彭迪先教授一起向有关部门反映。在各方的努力下，李盛照终于在年4月无罪释放，年“极右”案亦彻底平反。（据李盛照先生年5月17日电话回忆）同类事情先生在这一二年中多有介入，又如原西南博物院职员徐鹏章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事，先生亦多方奔走，终于在年使徐鹏章得到彻底平反并归队恢复了工作。
本年冬，先生在长子福持的陪同下，到川大学生二舍看望重病在床的老友叶石荪先生。老友相见，叶先生百感交集，唏嘘相对。（据徐安石先生回忆）
本年底及次年初，先生次子可南及三子敏求当年被错划“右派”案彻底平反，先生如释重负。
本年撰述：
“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首刊于《思想战线》本年第2期，又载于《四川大学学报》本年第1期；
“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本年第2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笔谈摘要），《文物》本年第6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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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页（巴蜀书社，年），校对遵从原稿。
校对：Le、小海
排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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